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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影

羽戈史论集《百年孤影》全面上市,敬请关注!

 
 
 

日志

 
 

羽戈新著《百年孤影》:一百年来谁著史?  

2010-07-13 14:58:29|  分类: 读史识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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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对真相与正义的热爱促成了羽戈的历史之旅。他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对历史哲学从不感冒。他更习惯从常识、常理和常情入手,像一条明察秋毫的猎犬,一个锲而不舍的侦探,埋首故纸堆中,穿行雾霭深处,小心翼翼分析、存疑,推理,求证,剥茧抽丝,步步为营,一点一点逼近他所追寻的被九重火漆包藏的真相与正义。

对真相与正义的追逐,并未减损他对历史的温情与挚爱。在羽戈笔下,近世人物绝非冷若冰霜的待解剖物,而是活色生香的有机生命。尽管作者的历史叙事秉持一种中立、冷静的风格,在此背后,却处处可见书写的激情、热切、虔诚。张佩纶们的感情有多么缠绵,作者的笔调就有多么悱恻;谭嗣同们的义举有多么壮烈,作者的笔调就有多么决绝。

从文本的清理走向历史现场的打扫,再从历史现场的审视回到对文本的质疑,历史研究的这两条路径阡陌纵横,贯穿了此书。依循作者的指引,我们得以看见:张佩纶与李鸿章女儿的结缡纯属政治婚姻;谭嗣同过于操切的性情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要因;1900年前后的梁启超曾经在改革与革命两大阵营之间徘徊不定;杨度一生纠结于帝王术与宪政梦的致命冲突,其晚年入党属于政治投机主义;袁世凯最大的罪孽不在称帝,而是此前对宪法的僭越;吴经熊受困于法律与信仰之争,过早终结了法律生涯……这一幕幕历史剧,似传奇,似史诗,一演就是百年。再回首,只余一片孤影。

 

作者简介

 

羽戈:皖北人。生于忧患,长于清贫。二十八岁的生命充满了无可索解的矛盾:习法学四载,最终却远离法律;恐惧文字的无力感,却依赖文字而生存。现为不自由撰稿人,一面写评论为稻粱谋,一面关注宪政理论及政治哲学。撰有随笔集《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年)、影评集《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年)。

 

目录

 

序:在前面说几句/张鸣

 

张佩纶:清流之踵

 

一、白马清流伤往事

二、南箕北斗愧虚名

三、纵横钩党清流祸

四、战和飞桧两无成

五、仗策书生哭何处

六、何处神州何处家

 

附:宝廷

 

谭嗣同:侠的迷津

 

一、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

二、秋光心事两茫茫,飘泊少来剑有霜

三、禅心剑气相思骨,并作樊南一寸灰

四、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

五、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梁启超: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一、引言

二、梁启超的惶惑心态: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三、对“革命”的证伪

四、对“变革”的证实

五、后来事,谁人知?

六、革命话语在现代中国的生成

 

袁世凯:百年孤独

 

一、旧案重审之:戊戌告密

二、旧案重审之:洪宪帝制

三、结语

四、补论:“办共和”有什么错?

 

杨度:帝王术与宪政梦

 

一、少年击剑学纵横

二、大泽中霄带剑行

三、每忧同种一书空

四、群雄此日争逐鹿

五、西山王气但黯然

六、风浪相期万里怀

七、天时人事几沉吟

八、海内文章遂萧索

九、灯前慷慨平生事

十、补论:晚年入党考

 

吴经熊:一个法学家的精神肖像

 

一、引言或献辞

二、宁波生活

三、法律之路(一):与徐志摩

四、法律之路(二):与霍姆斯、施塔姆勒与庞德

五、法学观

六、插曲:霍姆斯之死

七、从法律到宗教,或以梦为马

八、超越东西方?

九、结语:政治生涯

 

代跋:一万年来谁著史?

 

志谢

 

 

 

《百年孤影》

 

作者: 羽戈

ISBN: 978-7-5060-3894-2

页数: 269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0年6月

 

 

内容节选:

 

 

张佩纶:清流之踵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

 

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李固《遗黄琼书》

 

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

——张佩纶致李鸿章

 

 

一、白马清流伤往事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写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篑斋,河北丰润人)在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败北,被褫去三品顶戴花翎,充军戍边,四年后获释,入李鸿章北洋幕府。某次李生病,张便进卧室拜谒,在案头看到两首咏马江战事的诗作:

 

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宜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军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虚贾席,玉阶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丹衢静,功罪千秋付史评。

 

高阳先生论晚清政事,曾引“杀贼书生纸上兵”一言,评定张佩纶半生功罪,可谓一语中的(见《同光大老》)。曾朴《孽海花》赞誉这两首诗:“一起便得势,忧国之心,盎然言表。”“责备严谨,的是史笔!”——这些夸奖都是浮华的空头支票,就诗论诗,并未落到实处。倒是“情词悱恻,议论和平”八字,道尽了它的妙处,即在于对时事与局中人之种种难言之隐的体贴入微。否则张佩纶便不至于在看完以后,回念往事,情难自禁,“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在主人李鸿章面前感动得失态。
按高拜石记载,张佩纶在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之余,向李鸿章询问此二诗的作者,被告知是李的幼女李经璹(按:“幼女”一说当误。早年,李鸿章与周思仪夫人生子经毓,不幸夭折,便将幼弟昭庆的儿子李经方过继以承香火;后娶赵继莲——一名小莲,1864年生经述,次年,即同治四年,生经璹,后又添经远、经迈及小女儿经溥,李经璹实为长女,李经溥则为幼女),小名鞠耦,“敏丽能诗”,既是美女(对应之下,其孙女倒说祖父张佩纶“相貌不配”),又是才女,尚未出阁。李嘱托张佩纶帮忙物色一个女婿。张问:才学地位应当如何?李说:“像你这样,便好。”张便跪下求婚,李冷不防这一着,只好成其美事。
我推测,高拜石记述这一段逸事,其底本很可能就是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不过两者略有差异:高著说李鸿章入了张佩纶的话语圈套,处于被动地位;而曾著则认为,对女儿的婚事,李鸿章早就属意张佩纶,卧室的那一番对谈,却是准丈人与准姑爷的半推半就,富有作戏的成分。余世存先生编《非常道》,采纳的是前者之说。其实衡诸具体的历史情势,恐怕后者更具可信度,尽管那是为一本正经的历史学者所不屑的小说家言。
我们先说张佩纶。彼时,张已经四十岁,而且结过两次婚。巧合的是,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门。第一任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勤(字修伯)的女儿朱芷芗——这位清朝的朱学勤先生,可比现在的同名上海学者要风光许多。他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1853年)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1861辛酉政变当中恭亲王奕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慈禧太后和恭王诛杀肃顺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恭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李慈铭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1875年),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四章京”的另两位)那样,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而张佩纶与朱小姐结婚,应该在他中进士(1871年)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佩纶估计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佩纶的继室边粹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字廉溪,号润民,属镶红旗汉军籍。高阳考证,边宝泉的祖先,是那位在崇祯十五年担任陕西米脂县令、以掘李自成祖坟出名的边大绶——此说应有误,边大绶是河北任丘人,属著名的任丘边氏;边宝泉则原籍奉天辽阳,其祖先随清军入关,定居霸州,这两个边氏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边宝泉是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属于我们后面重点要讨论的“清流党”一系人物——女婿张佩纶是此派的中坚,而岳父边宝泉却有些靠边站,似乎不太合情理。不过他曾经弹劾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献瑞表,媚上取宠,倒也常常被史家提起。边先生的官,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勤还要显赫。他病逝于1898年,据说与“戊戌变法”有关,慈禧太后未予追究,反而追赠其为太子少保,从优抚恤。而他的女儿1886年就先他而去,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佩纶正处于苦寒的流放状态,没来得及续弦。我们都晓得,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不知是否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佩纶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李小姐,《孽海花》称其“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尽管岁数大了点(时年二十三,按旧时习俗,已经是老姑娘),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佩纶的中年落魄,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如此,我们正可分析高拜石健笔之下的历史叙事的真实度。试想,依张佩纶彼时的困窘景况,他的头脑即便被爱情的力量刺激得高烧一百度,是否敢于在卧榻之侧,钻李鸿章言辞上的空子,霸王硬上弓?他与李的关系,属于幕僚与谋主,但他终归不是左宗棠,李鸿章亦不是骆秉章(后一对幕僚之于谋主的行径可谓强悍之至)。他进入北洋幕府,是他落难时期,有寄人篱下的低落苦涩。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华,可李绝对不是那种受幕僚任意支使摆布的官员,所谓“晚清第一人”,李的强势进取,正与其师曾国藩晚年的退守无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张佩纶尽管好空谈,习惯了清流派的高姿态,其本性并不冒昧。所以那一段卧室婚变,可信度实不高。
我们还可以举证。李鸿章非常疼爱这位女儿,他可否会拿爱女的终身大事作儿戏,就那样轻易托以姻娅?就算他措手不及,被张佩纶占了先手,将了一军,难道就没有婉言或直言拒绝的可能?李大人一旦沉下脸,庶民(还是前罪犯)张佩纶又能说什么呢?毕竟,其间只存在人情的拉扯。世味年来薄似纱,贵胄家的人情如暖春后的冰,一触即破。
比较起来,还是曾朴《孽海花》的说法更为可信。李鸿章很早就看上了张佩纶,不但帮助他开脱罪责,还纳入幕府,将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作第三任妻子,这中间,怕不是一个“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能够解释的。我基本同意高阳先生的观点,李张两家结亲,李鸿章正有传授衣钵,培养张佩纶作北洋系之二代传人的深远意图。说到底,1888年11月15日在天津举行的这一场火树银花的婚礼,不折不扣是一桩政治婚姻。这在中国历代之官场并不算罕见(如与张佩纶同时代的袁世凯,他所结的亲家有:袁克定之岳丈吴大澂、克文之岳丈刘尚文、克良之岳丈张百熙、克端之岳丈何秋涛、克权之岳丈端方、克桓之岳丈陈启泰、克齐之岳丈孙宝琦、克轸之岳丈周馥等,不是重臣,既为名流,足以支撑大变局的半壁江山)。我们正可由此为入口,走进玲珑棋局般的晚清政治史,做眼、打劫、护断、疑问手、生死决,看看能有怎样的收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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