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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办共和”有什么错?  

2009-08-19 13:16:13|  分类: 读史识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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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论袁世凯一文的第三节。后来裁出来发在《新史记》上。这里是无注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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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共和”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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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先生《政海轶闻》录有“办共和”一题,批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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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帝制自为,身败名裂。论者每归咎于左右之浸润,而不知左右皆窥意承志,发纵指示者乃其自身也。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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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史料后来流传甚广,因为陶先生是民国年间的名记者,新闻人的公正加上见证人的真切,使得他的历史记录愈加可信。后人每每批判大独裁者袁世凯对民主共和制的虚情假意,窃国盗权的狼子野心,多半引用“办共和”的逸事加以论证。如傅国涌先生撰《共和如实业》(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5日),除了依此立论行文之外,还提到一些细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相当融洽,袁称赞孙“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称赞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其中有一个别富意味的插曲,被民国另一位名记者黄远生嘲讽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竞争第二任总统,好让袁安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傅先生结论道:“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对付”之典故,出自黄远生《袁总统之徒弟》:“一日记者之车夫与一车夫相哄,站岗巡警过而叱两车夫曰:‘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着‘对付’者,此辈盖以为共和时代之不二法门也。‘对付’之思想普及如此,袁总统之教育宏远矣。”——由此可知,“办共和”、“对付”共和等,已经不仅是禁锢袁世凯等上流人物之头脑的观念,还蔓延至巡警所代表的公务员阶级。想来那时并没有先进性教育之类的政治课程,不知令黄远生所慨叹的“袁总统之教育”何以如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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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对“办共和”持鄙弃态度,可回头一想,“共和”不是“办”出来的,还会是怎么出来的?自然生长吗?外力强加吗?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猴子吗?显然都不是。“共和”终归是“办”出来的,而且要依靠能办事的人“办”出来。“办共和”正如我们平日办事情,并不丢人,不会办才丢人呢。
民国肇建,世风大变,时人比照前后两种政制的特点:“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对勘之下,可以看到,民国之于清朝的进步,有多少表现为纯粹的形式,有多少表现为伤筋动骨的实质?而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如果仅仅满足于此等表象的变迁进化,那么“共和”确实不需要绞尽脑汁、积累跬步的“办”,而由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一次和谈,一纸约法出台,一场总统就职,皆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即可实现翻天覆地的良辰美景。
但这毕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国。正如笑蜀与袁伟时对谈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回望百年共和路》,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他们是将共和作为一个梦想,而不是一次实验;他们奉行的是眼高手低的理想主义,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证主义;甚至说,他们过于注重理念的革命,而不是制度的进化和利益的博奕。这些高调、空泛的特征,在孙中山身上呈现得尤为显明。1912年,孙袁北京会晤,孙即表示,练兵百万以强中国,由袁来施行;修中国铁路十万公里,则为他的专职。后来他果然风风火火干起来,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设立总部于上海,乘坐豪华花车到全国巡视演讲,连黄兴亦受聘任汉粤铁路督办以襄助孙先生。可结果,直到孙袁关系破裂,乃至孙一生一世,他构想的铁路计划一公里也未修成。真不枉“孙大炮”这个诨名。
至2007年,新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才达到7.8万公里,距离孙中山先生的预算仍有不小的距离。而至今日,民主共和发展的程度是否达到孙先生制订的政治指标呢?尽管我们听不到来自天堂的回音,可低下头颅,扪心自问,我们依然不能昂首挺胸,乐观起来。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审视以袁世凯为主线的这一段民国史,我们理应切实认识到:“办共和”并没有什么错,与办洋务、办实业一样,共和就是一次纠错的实验,一项铺路的工程,如果前途不通,那就尽快拆除障碍,实在不行则改道行进;如果未来有阵雨风暴降临,那亦不妨停工片刻,我们不至为视线以外的虚幻正义舍弃现存的正义,尽管现存的是残缺的,未来的是整全的。我们只需明确一点,共和是永恒的路标,无论怎样“办”,必须以不偏离大的方向为前提。在此一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认同那位被唐德刚先生赞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的袁世凯;可以认同他在中国第一次立宪运动当中的成就:“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创办中国近代公、检、法体系、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整顿吏治,创办商会,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

还是那句话,“办共和”并没有什么错,错误可能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共和”,最后办出了什么样的共和国。古人常常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种举重若轻的心态实在不值政治家效仿。我们不妨换个现代的说法,治理国家如开办公司。在专制国家,公司的股东为一个阶层、一个家族,乃至是一个人,即所谓的大独裁者。在民主国家,普国之民都是股东,哪怕你是掏粪的,我是拾垃圾的,我们拥有的股权并不比英明神武的国家主席低几分;而且,这一份股权,只要我不主动让渡,任何人、任何权力都无法剥夺。是否占有这份股权,以及占有权的安全度,正是判别一个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以及民主成色浓淡的重大标尺。
基于此,再来审视“办共和”的迷雾,就清晰多了。袁世凯所犯的历史错误,不在于他以办洋务、办实业的手法来“办共和”,而在于他把中华民国的共和公司,本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最后却办成了家族企业。他不仅通过操纵议会选举,强行掠夺国民的股权;还通过修改《临时约法》,涂掉了股权所有者的名字。设立终身总统制,意味着他可以作一辈子董事长,而不必担心受股东弹劾;现任总统在退职之时有权指定接班人,意味着中华民国作为袁氏家族企业可以子子孙孙传无穷匮矣。
可从本质上讲,中华民国还是一个国有公司,袁世凯可以侵吞国有资产,可以视中南海为躲猫猫的禁脔,但他终究没有胆量公开宣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不敢在已经模糊化的股权所有者一栏填上他袁某人的大名。最后,他还是忍不住,搞起了短命的洪宪王朝——这相当于私人企业。追索其因,大概就是对股权的“必也正名乎”。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了八十年后的国企改革……
从一统天下的国有企业,到群雄割据的私人企业,“办共和”办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走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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