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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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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群雄此日争逐鹿——杨度在日本的交游  

2009-08-18 09:52:29|  分类: 读史识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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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度的帝王术与宪政梦》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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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此日争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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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学术,再论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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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以民国史家陶菊隐的记载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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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不纲,民忧国辱,有志之士惧危巢之将倾,侨寓东瀛以兴亡为己责者,一时有雨后春笋之势。惟各有怀抱,各走极端,伐异党同,轧轹日甚。综其大别,不外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途。其所揭橥者,一为民主立宪,一为君主立宪。持君宪论者,以为法治既修,一切有轨范之可循,即不必谈到对人问题,矧国步方艰,外侮日亟,苟召阋墙之衅,将贻解体之忧;主张民主立宪者,则谓治人治法,不可偏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苟以满廷操持宪政,是衣土偶以文绣也。两说聚讼,壁垒相当,其领导人物,一为老同盟会之中山先生,一为保皇党之梁启超。杨度依违其间,不作鲜明表示。盖彼持论与梁同,而保皇与否(即翊戴清室)则非所愿闻。时两派各有刊物,大吹大擂。保皇党刊物即梁氏主持之《新民丛报》,同盟会刊物为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所主持之《民报》。杨则独树一帜,创设《中国新报》与之鼎峙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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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说杨度“独树一帜”,应为溢美之辞。陶菊隐为杨度做过传记,也许富有私人的感情,也许别具怀抱。最多只能说,杨度具有“独树一帜”,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与孙中山的革命论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的远大抱负。论结果,不管是现实的影响力,还是历史的影响力,他均无法与康梁、孙中山等人平起平坐。这不仅因他个人的能力与努力不够,更因他空有其“帜”,而不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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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金铁主义说”只是一个招人耳目的鲜艳的口号,其实质还是以君主立宪论为主体。而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与梁启超的差异并不算太大。但论思想的杀伤力,他就远远不及“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梁任公。更何况粱氏背后早有党团和财会支持,杨度则是孑然孤身一人——顶多有几个《中国新报》的媒体同志和信徒——与世界作战,所激起的几片思潮浪花,怎比梁任公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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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问,既然杨度与康梁皆主张君主立宪,为什么不联袂共进,却搞成两派呢?这就要好好说道他们之间的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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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与梁启超相识,早在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年初,杨度赴北京参加会试,路过长沙,听闻梁启超正在主讲时务学堂,便去拜访。他晓得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廖平则是王闿运在四川尊经学院讲学之时所收的学生,论辈分,算是杨度的师兄。这样排下来,他比梁启超高出了整整两辈。而论年纪,他还少梁启超两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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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二十四岁的杨度正随王闿运“专注《春秋》说民主”[2],对《春秋》之学自然自视颇高。二十六岁的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教授学生研读《孟子》关于民权的微言大义,《春秋》则排在了课程表后面。梁氏所依的思想谱系乃是康有为的三世说,《春秋》以治乱世,《孟子》以致太平世,前者的重要性不如后者多矣。于是二人围绕这两书的地位展开激切的论辩。杨度认为孟子生在了乱世而无拨乱之用,天下无日不有兵争,何以致太平?继言孟子误解了孔子的性习之说,主张性善论,实为宋儒所宗,一语可以驳倒。两人“论辩甚多,词色壮厉”,梁启超一开始“犹肆辩”,“后乃遁词”。一直到暮色降临,这场辩论才算结束。杨度对“年少才美”的梁启超大为不满,斥其为学术骗子,“以《春秋》骗钱”,“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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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人的第一回交手。这年四月,杨度在北京考试,听说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感慨“自此有亡国之臣矣”,不知何故对康氏印象如此恶劣。五月一日,赶时髦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评语颇中肯:“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八月,戊戌变法失败。九月三日,在河南客居的杨度才接到京城的消息,听说康有为出奔英吉利——实为谣传,应是英国人帮助他逃出中国。一边批评康有为愚蠢,“当此朝廷而思有为,其不死幸矣”——可十年后他为什么还与每况愈下的朝廷合作“思有为”呢?一边颇为自责,悔恨自己在北京的时候“屡欲教(康有为)以谁与易之之道”而未果,康有为的失败,乃是他的天大的过错。这与其说杨度在忏悔,不如说在自我炫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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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秋天,杨度与梁启超重逢于日本横滨。此时,两人同为东瀛逋客,而且都过了三十岁,早已不是在时务学堂气盛怒发的少年英俊。杨度赠诗梁启超,示和好之意。先回顾往事:“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再称这场争辩实在是一场误会:“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最后相互劝勉:“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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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得杨度的诗并书信后十分兴奋,他感叹,自从万木草堂离群以来,谭嗣同、吴铁樵等故交相继弃世以后,再也没听到这样亲切的言语,他的德行荒废,心灵长满了蓬乱的杂草,十年于兹(这是夸张之辞),滚滚红尘,再获杨度为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6]

梁启超是容易激动的人,情感时常泛滥成灾,但他与杨度的友谊之深,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时人称他们二位相与,“天下之至好也”。[7]杨度作《湖南少年歌》,据说梁启超是第一读者。这篇不朽之作即首发于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还撰有赞语:“昔卢斯福言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皙子。”[8]倒不能说这全是“捧杀”。杨度在当时之日本确有领袖群伦的风范。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介绍道:“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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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再说两个故事。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头要向朝廷交作业,请人捉刀代笔写宪政考察报告,五大臣的代表熊希龄先找到杨度,杨度便拉上梁启超一起做枪手——当然,那时还流传一句话:“我国精通宪政的人才,只有两个: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10]1911年初,杨度在宪政编查馆任内上奏折,请求清廷赦免梁启超,允其归国效力,尽管此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危若累卵,但公开要求为乱党平反,还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杨度的奏折被摄政王载沣留中不发,随后忠心于清室的御史胡思敬上《劾四品京堂杨度折》,称杨度“在外则为匪首,在内则为奸细”,“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11]——不是肝胆相照的至交,谁肯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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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深厚,理念相近,两人合作正是水到渠成。1906年十一月,杨度与熊希龄从东京到神户,与梁启超详尽商谈了三个日夜,决意共同组织宪政会——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会,“名太狭而窘”,内为清政府所嫉恨,外为革命党人所指目,所以必须更改门面,才能扩充实力。梁启超随即致信康有为,建议康以国士待杨度,称杨度为谭嗣同之流,“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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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这般千叮万嘱,应该是老师讲给弟子听才对。弟子如此谆谆劝说老师,就有些反常。问题主要出在康有为身上。康是出了名的狂生,一向眼高于顶,胸中不能容人。而且待客常常流于轻慢。当年他流亡日本,孙中山、陈少白前去拜访,他居然避而不见,后来还是梁启超出来斡旋。梁深知老师的毛病,所以百般叮咛:如果杨度给康有为写信致意,“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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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次合作最终胎死腹中。史家多认为崩裂的原由出于人事纠葛,换句话说,就是争权而不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米还没有下锅,就来争执谁来吃最大的一碗。流传下来的史料,几乎全为梁启超的记述,杨度这一方则销声匿迹。所以做一个公正而整全的判断十分困难,一些关节点,只能根据历史与人物的性格来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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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杨度与熊希龄深夜密谈,除了商定宪政会的章程、纲领以外,主要是讨论人事分配,譬如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再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担任干事长以主持工作;由保皇党的大将徐勤担任会计长;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时任内阁度支大臣的载泽为副总裁[14]——连国家领导人都预定好了,不过这一项计划更像是痴人说梦。而最关键一点,就是由谁担任会长(总理)。

这一点,相信梁启超与杨度达成了共识,此位置肯定留给康有为。但依照当时的险峻情势,康有为则不便出面,最好隐藏在幕后暗中主持。“南海(康有为)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或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非本党基础稳固,势力大张,不畏政府之后,会员中不仅无敢顶康党之名而冒名以进者,即有之而不胜其阻力,于国于党,皆无所益,此人人所共知。”[15]如此,最妥当的办法是,会长(总理)暂不举人,或者暂不设这一职位;康有为暂不入党。而且杨度以为,梁启超在党,无异康有为在党,实不必拘泥于形式,引起不必要的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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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这个想法有些天真,他可能不晓得,1899年,梁启超曾打算与孙中山合作,联合组党,即是架空康有为之权,梁还劝其归隐山林。后被老谋深算的康有为中途阻挠,合并计划宣告流产。这次组宪政会,由梁启超代其师出头,就不怕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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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康有为倒没有横加阻扰。只是他漫游欧洲,复信较迟。直到第二年三月,梁启超才给杨度写信转述康有为“无异言”,他能担保,请杨度不必写信再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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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四月,杨度回信,仍追问梁启超是否将“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的决定禀告康有为?并表示,哪怕康有为持反对意见,亦万万不可欺之[17]——这是杨度做事情谨慎周全的一面,他考虑到了康有为的情绪和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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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已经明确答复,一个仍然苦苦追问?这是一个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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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人事纠纷就比较明朗。按梁启超对蒋观云说,杨度欲支配宪政会的权力之大股,他们固非不能为下人者,但他怀疑杨度是否为“适当人物”,即“真能救国之党魁”[18]——交往了这么多年,杨度是什么人,有多大能耐,梁启超还看不出来吗?这样背后论定老朋友,委实有些不堪。其次,第一次会谈之时已经约定,结党仪式举行过后,就由杨度去上海开一大局面,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亦谈到这一点——数月过后,梁启超“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者为然”[19],反悔了。再次,除梁启超怀疑杨度,另几大主力,如蒋观云、徐佛苏皆与杨度有龉龃,徐佛苏曾在东京告人,谓杨、蒋争权;杨度致梁启超信,谓徐佛苏有热诚,无智略,可与行之,不可与谋之;他还批评梁启超“不择人不择言”[20]……同志之间的人事关系败坏到这一步,则为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
有一点过错出在了杨度头上。神户密谈后一月,即1906年春节前夕,杨度先在东京与方表等人组织了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这时,恐怕康有为还未表态呢。杨度如此急不可耐结社,不知是什么缘故。而且,这不由令梁启超等人生出了疑心:“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居?”[21]“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22]

梁启超的预言不幸成真。二人的共事尚未走上前台,就告破裂。杨度的“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再改名为“宪政公会”,为预备立宪鼓与呼。梁启超则与蒋观云、徐佛苏另组政闻社。

天涯从此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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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必假设历史重来,如果杨度与梁启超成功合作当如何,正如康有为与孙中山成功合作当如何;失败的合作史留下的教训也许更深刻:在前宪政国家,结社组党的第一要义,未必是理念的统一,而是人事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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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立场相近的康梁无法共融,那与完全敌对的革命党人呢?革命党以“排满”为号召,杨度则不愿分化民族矛盾,就凭这一点,两家即不可能走进同一扇门。但玄之又玄的命运之神却安排了一场杨度与孙中山的相会,而且擦出了绚烂的历史火花。

依梁启超所言:“彼(杨度)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23]盖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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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杨度第一次留日期间,其思想更接近革命。那时他便结识了黄兴。1904年,因参加粤汉铁路废约自办活动,在上海加入了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并出席黄兴召集的华兴会会议。华兴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和“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不知杨度对此持何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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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在东京会面并辩驳,一切都见出了分晓。这里呈出三位史家的记述,互为补充,可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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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会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櫜鞬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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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政海轶闻》:“中山自南洋行抵东京,下车后首访杨度。杨寓饭田町,中山凡三宿始去。盖杨旷代逸才(此袁氏赠杨语),中山颇礼重之。欲祛其所惑,俾在民主旗帜下为一忠实同志,而杨意不欲。分袂时,中山侃侃言曰:‘吾舌已敝,而君胶执如故。今可分道扬镳,以观最后之成败。’杨曰:‘吾有一友人,与公宗旨吻合,当介以相见,必能相得益彰也。’中山颔之。其人即大名鼎鼎之黄兴。黄识孙乃出于杨度之力,此亦天下事之不可解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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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杨度在东京时,欲谒中山先生,辩论中国国是。予与李书城、陈明超、梁焕彝介往横滨,孙先生张宴永乐园,辩论终日。皙子执先生手为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皙子回车,喟然叹曰:‘对先生畅谈竞日,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吾其为舆台乎?’”[26]

这三则史料虽然互为分歧,但有几点事理可以认定:其一,杨度彼时已经有独立而坚固的政治理念,即君主立宪论;其二,两人有政治约定,相期无负平生;其三,杨度并不是心胸偏狭之人,主动将好友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后来成为其左膀右臂、民国柱石,可见他胸襟开阔。

我以为,正是这一场与孙中山的激烈辩难,以及下一年与梁启超的合作而未成,刺激了杨度的勃勃雄心,促使他创制了“金铁主义”的君主立宪旗帜。

这面旗帜到底能打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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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菊隐著:《政海轶闻》,第4页。还可以参照李剑农先生的分析——在他眼中,杨度活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戊戌政变后,(杨度)与革命领袖的黄兴、陈天华辈很亲密;后来觉得革命党暴烈有余,成事不足,决心作君宪党,与梁启超赓同调;后来又觉得梁是西太后所痛恨的人,与他合作有害无利,乃独树一帜,以谋活动……”见氏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373-374页。

[2] 《湖南少年歌》,见《杨度集》,第94页。“民主”何义,疑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3] 见《杨度日记(1896-1900)》,第78页。

[4] 见《杨度日记(1896-1900)》,第95页,第110页。

[5] 《寄梁启超函》,见《杨度集》,第96页。

[6] 见《饮冰室诗话》,转引自《杨度集》,第96页。

[7] 见《杨度集》,第808页。

[8] 见《饮冰室诗话》,转引自《杨度集》,第92页。

[9]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第369-370页。

[10] 杨云慧著:《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第29页

[11] 杨度折与胡思敬折均参见《杨度集》,第534-536。

[1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1页。

[1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1页。
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1-372页。

[15] 《复梁启超函》,见《杨度集》,第407页。

[16]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2页。

[17] 《复梁启超函》,见《杨度集》,第407-408页。

[1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1页。

[1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1-392页。

[20] 《复梁启超函》,见《杨度集》,第410页。

[2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6页。

[2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7页。

[2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1页。

[24] 《与孙中山的谈话》,见《杨度集》,第189页。

[25] 陶菊隐著:《政海轶闻》,第4页。

[26] 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第176页。唐浩明的小说《杨度》对这段逸事的描述颇精彩,几乎是全书最好的章节,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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