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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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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伤哉高阳旧酒徒  

2009-12-30 13:28:12|  分类: 读史识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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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编十年文萃,选了我两篇文章,一是论索尔仁尼琴,二是论高阳。前文尚好,后文则有两处不可原宥的硬伤,选入《从黄昏起飞》之时并未检出,这次再不能以讹传讹。于是重做一次修订。以此版本为准。

 

 

饮半寻思谁可语,伤哉高阳旧酒徒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汉书·主父偃传》

 

 

一、平生风义兼师友

 

倾囊都识酒人狂,煮字犹堪抵稻粱,

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

 

——这首写给高阳先生的诗,作者周弃子先生(湖北大冶人,原名学藩,号药庐,自署未埋庵),曾被誉为台湾首席诗人。他下世之后,王开节先生作其平生行述,有“好之者誉为一代才人,短之者嘲为画饼名士”之语,争议极大,却是个奇人。余世存《非常道》曾录其一则逸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由此可见周弃子与高阳的友情。此二人非但经济危机(周有个绰号叫“借钱大王”,高能挣钱亦能挥霍,总是债务缠身,甚而导致他的第一次婚姻之解体)类似,据龚鹏程先生的怀念文章,他们连生前身后的声名际遇都差相仿佛,爱之者欲其再生,恶之者欲其早亡,近乎毁誉参半。这里我要响应龚先生的建议,论高阳,宜仿高阳体,先谈掌故,而谈关于高阳的掌故,则需从周弃子说起。且容我做一回文抄公: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才忘美事,直将本事入诗篇。

 

很多人获识周弃子,除了“一寸山河一寸血”,便源自他的这首诗作。1960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件”被台湾国民党政府抓捕入狱,周先生看不惯胡适畏头畏尾的犹疑举动,遂做诗讽之。首联用两个典故,“无凭北海知刘备”,据史书记载,孔融担任北海相,被作乱的黄巾军包围,击不退敌人,只好派遣大将太史慈向时任平原相的刘备求助,刘备接到消息,很惊讶:“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便亲率军队前去解围。“不死中书惜褚渊”,褚渊,字彦回,南北朝人,曾受宋明帝的遗诏,任中书令,与另一大臣、尚书令袁粲共同辅佐苍梧王(即后废帝),待雍州刺史萧道成杀废帝而立顺帝,袁粲不从,与自己的儿子一道赴死,而褚渊推举萧道成接袁粲的职位,录尚书事,后来又助萧代宋建齐,当时有流言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莫作褚渊生。”这两句诗歌写到四个古人,忠奸对照,借古讽今,讽喻胡适不能从一而终。“铜像当年姑漫语”,指胡适主张为雷震塑造铜像,以表彰他在争取自由民主之时所付出的牺牲;“途穷未必官能弃”,斥责胡适舍不得丢弃“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高职;“棋败何曾卒向前”,则让人想起胡适早年所做的信誓旦旦的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遗憾的是,小卒子已经双鬓如星,垂垂老矣,失去了向前的动力与勇气,失去了“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坚韧与挺拔,徒然落得周弃子一番牢骚。

雷震案发,周弃子极力斡旋。除讽胡适,还作有《闻雷敬寰事急投于右老》——“于右老”即于右任:

 

横议从来在草茅,谁教铅椠得名高。

釜中豆为同根泣,天外罗难一目逃。

盛世定无钩党祸,清流曾有敢言褒。

太平傥要祥和启,万一群公善补牢。

 

周弃子与高阳交厚,两人的兴味与脾气颇为相投。1982年,高阳六十寿诞,周弃子赠诗以贺:

 

还历才看甲子新,风光又老一年人。

饥来煮字贫非病,梦里餔糟醉是真。

白日当天三月半(原注:君三月十五日生,此借玉溪句),青春作伴四愁屯。

燃犀烛怪吾徒事,振笔犹堪扫毒尘。

 

高阳之生辰,大陆诸文本多有谬误,误以为是1926年。这说来颇有典故。1959年,高阳以军用文官身份,自愿遣散,前往户籍单位设立户籍,误写为1926年。其实他生于192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正切合李商隐诗“白日当天三月半”。故周弃子有“借玉溪句”。

高阳依韵酬答:

 

华发酒痕每每新,可能蠲笔作闲人?

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真。

白日当天三月半(亦借玉溪),黄钟弃地众嚣屯。

何时归汲横桥水?浣我缁衣万斛尘。

 

后来周弃子复有和诗:

 

富骋多文夕旦新,尖叉游戏亦超人。

稍分书卷供余事,自有风标显道真。

白日当天三月半,红桑蔽海六师屯。

嗟余词赋长萧瑟,青眼高歌喜辟尘。

 

1984年,周弃子去世,高阳大恸,想赋诗当哭,竟然不能完篇。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万古云霄一羽毛”相祭,又觉讨巧。后来集李商隐诗句作挽联:

 

煎熬亦自求,春蚕到死丝方尽;

摇落伤年日,埋骨成灰恨未休。

 

这一联实在做得好。高阳写古体诗,成就难入上流,远不如集句与说诗,更能见他的聪颖敏达。

吊诡的是,高阳的绝笔作,亦引了“白日当天三月半”。那是1992年,他病逝前夕,时值七十岁。诗见于《联合报》:

 

七十年来忧患随,余生安乐未能期。

熙宁变法情难测,元佑正人志或移。

白日当天三月半,赤焰照海百忧滋。

欲归何处芜园是,惆怅来去清节辞。



再说原典。李商隐这首《无题》之四,被后人评为“此是一副不遇血泪,双手掬出,何尝是艳作”:

 

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

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

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

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

 

一句“白日当天三月半”,亘越千年的流沙,牵出了诗家和史家的一段因缘。从“梁间燕子闻长叹”,到“黄钟弃地众嚣屯”,再到“赤焰照海百忧滋”,咏情愫,悲身世,论政治,孰是孰非,千载悠悠。

 

二、药方只贩古时丹?

 

荡开这些闲话,且来论高阳。日前我做过一则短札,根据新资料充实修改了一下,兹录如下:

 

高阳以写作“历史小说”驰名。与其他同行相比,高阳有一大显著的特征:他人是以历史写小说,高阳则是以小说写历史;他人可称为小说家,高阳则是不折不扣的史家。江湖上传言:“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是武侠。”模仿这个句式,可以定论:他人的历史小说是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历史。这里的差别,在于一个境界:他人是将历史虚幻化、神话化,高阳则扮演历史侦探的角色,祈望勘察出历史隐秘的真相,只是不同于那些正经的历史学家,他以更加世俗化、更具可读性的叙事史之形式,将历史的真相展示出来,但他的治史态度比谁都正经。

所以高阳写史,尤其是清史系列,完全可以作信史来读。诚如一位朋友所言,《慈禧全传》六大卷十大本,几乎每一字都有来历。某些争议的地方,他总是选取最为可信的一种讲法而置入小说的叙事。再以一些史学论著——如《明朝的皇帝》、《清朝的皇帝》、《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柏台故事》、《同光大老》、《宫闱搜秘》等——为例,高阳的史料工夫之娴熟,识见之精辟,史格之高雅,都不是寻常史学家所能及。我印象至深的是他论“雍正夺嫡”一案,层层搜寻,级级探进,不放过蛛丝马迹,让后人读来,疑似侦探小说(窃以为一流的历史考据家都是作侦探的好料子)——曾经有人问我:你所读的最好的侦探小说是哪一本?那时尚未接触高阳的著作,便回答:孟森先生的董小宛考,以及考龚自珍之死的丁香花案。如今,则要加上高阳的这一则考据。

但高阳亦有高阳的尴尬。龚鹏程介绍其在台湾的遭遇:

 

文学批评界不重视他,只把他看成是一位通俗文类(历史小说)的作家,厕身位置于琼瑶、三毛、南宫博、章君彀、卧龙生之间,绝少讨论他的作品。数十部小说,投水激石,尚且可生波澜;文学评论界对此,却仿佛未见一般。至于他的文史考证,学界也很少注意。一般总认为他是写小说的人,驰骋想象而已,未必定具考证本领。何况他又未在上痒任教,故无徒众传习发扬其说,所以他批驳叶嘉莹等人之说,独树畸见,从风者亦甚少。从整个大环境来说,他说抱持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以及对时代的建议,更是与世凿枘。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不断前进。

 

这种尴尬,多少是因他的“负气任情”之个性使然,反过来,令他“负气任情”的现实亦推进他的个性走入极端的死胡同。尽管著作等身,但老杜的名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却在他身上不幸应验。他一生坎坷寂寞,爱情不顺,财运不盛,知音既少,知交亦复寥寥,一再被警告酗酒伤身,却不能戒,抑或不肯戒,怕是借酒销愁的缘故。江湖曾赞许:“有村镇处有金庸,有井水处有高阳。”金庸先生的作品,确实遭逢与他类似的尴尬,但金庸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办《明报》的查良镛,查氏的一生何其顺畅。而高阳,与他的本名许晏骈所代表的那个人,并无什么人格分裂。如果说金庸有两面,那么高阳只有一面。高阳就是许晏骈,许晏骈就是高阳。如斯而已。

高阳与金庸齐名。可论起小说叙事,两人却不在一个重量级。金在叙事方面堪称大师,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排位次。高阳的写法,可能受施耐庵《水浒》的启发,讲求岔道叙事——借用博尔赫斯的说法,叫“小径分岔”,如果历史能够譬喻为一个花园的话。其弊病,就是枝蔓横生,放出去容易,收束起来困难。极高明的小说家,自然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水浒》就是一例,好几百个人物,无一人的结局不交代得分明清晰。而高阳,距离形似的“高明”,估计还有一段距离。《胡雪岩》算是成功,其它如《慈禧全传》,连一些重要人物的出场收官,都写得有头无尾。

小说以外,再谈历史。高阳治史的方法论,与陈寅恪先生一样,亦走“诗史互证”的路径(他且说:“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特别是那股治史的精气神,真正继承陈氏者,惟余英时与高阳而已)。“新世纪万有文库”曾收录一本高阳的著作,名为《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从杜甫、李商隐,说到吴梅村、王国维,时有华彩之笔。而“诗史互证”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诗歌与历史的必然牵连,写诗歌的人“通过运用典故的手法,来隐藏历史的真相,或者个人的感情与秘密”——这被高阳称作“诗史的明暗两面”。“诗史”是以诗歌的笔法写历史,如杜甫、钱谦益、吴梅村、陈寅恪等,但是否每一个诗人,每一首作品,都禁得起高氏显微镜的精致推敲,而不至过度诠释,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余英时先生释陈寅恪晚年诗作,发凡出浓重的政治意味,自然无可厚非,因为陈氏本是此类笺注法的始作俑者;可将陈氏之身易作李商隐、冒辟疆等诗人,高阳之论还能否成立?

以董小宛考为例。这可谓高阳“诗史互证”的工程之中最具规模的一次侦察。江南名妓董小宛是否为顺治皇帝的董鄂妃,是清史一大众说纷纭的公案。对此,文学家多半倾向于肯定(这是何等传奇浪漫的题材,足以拍摄成二流的古典剧情片),而史学家倾向于否定。治清史的大家孟森先生早已题词在上头。他提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理由,即顺治与小宛的年龄差距:“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忘年之恋能否发生呢?高阳企图推翻成见,自然要费力不少。他举出明朝的宫廷旧事佐证,又言董小宛天生尤物,以三十三岁之高龄而得宠,亦非奇事——从心理学的“恋母情结”分析,此一感情完全说得通。尽管我偏向高阳的结论,但他的考证过程,却存在一点显明的瑕疵,接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理念先行”,即先定结论,再作推论,如此则难免曲解诗赋,走入死胡同(具体请参见《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以及《清朝的皇帝》相关章节)。我曾经见过一位高人就此对高阳之错谬的精彩批判,一边批驳,一边掩饰不住对高阳的钦佩,他认为高阳的许多考证都点中要穴,就是提前置放了一个深沉的窠臼,掉进去而走不出,抑或不愿走出?

关于“理念先行”——或者说预先判定了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好恶感——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就是高阳论康有为。我极少看到高氏如此激烈的厌恶一个人,在《翁同龢传》的序言,他曾誓言要专门著书“剥康有为的皮”(借用时下流行的短语)。可惜这本书终未诞出,但高阳还是遗留了一些诗文,如《康有为“十疑”诗注》、《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戊戌政变真相之揭发》。前者可谓不惮以最坏的心思去揣度其他人,后者,竟然论证出“康有为乃反新政阵线的奸细”,与杀害谭嗣同的刽子手刚毅有眉来眼去、顺水推舟的勾结——实在是惊天之笔。至于高阳开出的证据,姑妨留诸公断。就我个人的感觉,高阳这次又走过了头,他失去治史的平常心。

高阳之学,并非完人。如陈引驰先生曾挑出《高阳说诗》的瑕疵:

 

时空暌隔,有时联缀蛛丝马迹,类乎断案射覆,不必语语中的。这根本就是说诗者的困境,辛苦拟测一番,却成自说自话。本书页九一释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二句,以为“北门学士”指罗振玉,“颇疑为痴心女子以死相要、而负心者相约同殉,以坚其必死之志,结果女死而男活”的典故。我们看《寒柳堂集》后附该诗句下蒋天枢五十年代亲聆其师解说后所家注语,原来“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劭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高阳无由与诗作者联床夜语,自然无须责备贤者,不过由此更可证说诗之不易,尤其是“今典”索解之难,及探明“今典”时“口碑”之重要。

 

友人建议与大陆的历史小说家做一个比较,如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最后一人我读得较少,不敢乱语。从唐的三部大作(《曾国藩》、《张之洞》、《杨度》)来看,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避重就轻,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可以虚化,哪些可以写实,这方面的苦工夫,倒也匹配他所享的浮名——但也仅仅是聪明而已。二月河尚未走出中国古典政治小说的怪圈,无论写法,还是见识,因此难臻上流。这些人的著作恐怕都难以与高阳并提。倒是有一位,不为公众青睐,鄙目却是非常看好,即写《白门柳》三部曲的刘斯奋先生。这部小说曾经获得1990年代的茅盾文学奖,我以为远较《白鹿原》等为名至实归。尤其是史见,当后人还在为东林党人及其后裔复社诸子的耿耿忠心难见天日、被奸臣排挤沦于尘埃的悲剧而扼腕叹息的时候,刘斯奋却展现另一副同样惨淡的历史图景:清谈怎样误国,清谈何以误国。

这一份史见,高阳写晚清的清流党人,亦有所把握,可惜缺乏刘斯奋式的淋漓与深刻。一言以蔽之,在高阳身上,中国古典士大夫的气息尚是重了些,这使他沉浮于朝野之分、忠奸之争、君子与小人之斗等传统的历史模式而无法超脱。如龚鹏程先生总结,高阳论国史,多注重各个朝代的中心势力:“所谓中心势力,例如东汉的外戚与宦官、唐代的藩镇、明代的宦官。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将导致亡国;若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惟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方能导国步于正途。他所向往之政治,乃是一种文人或知识分子政治……”——孰不知,内圣外王的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权力,所造成的灾祸并不减于外戚或宦官:道德圣化与道德畸形,同样是人类莫大的灾难。高阳论“中心势力”之历史观,诚可谓深刻而广博,但他的眼光只及于人,而未及于制度;他生活于20世纪的下半期,却未看清楚这一时段的世界潮流。鉴于他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享受的崇高声名,不得不承认,他的史见相对落后了些,而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当然,这亦正是我们需要放宽历史之视野的原由,同时决定着我们在未来艰辛跋涉的起点。

近日读《宫闱搜秘》,要补充一点看法。我原以为,高阳治史,除了受西方心理学与叙事学的滋养以外,其它方面则是十二分的本土化、传统化,与流行的西学并无干系(偶尔引用西人之说,却近似闲笔,例如解李商隐《无题》诗之“白日当天三月半”,辨析完毕,才感叹了一句:“黑格尔辩证法,有正、反、合之说;不道竟可以此理说玉溪诗。大奇!”)——这正是他与现代学院派历史学者的显明区别,后者从理论建构到言辞修饰,几乎全盘舶自先进一步的大洋彼岸。可读他论清朝初年的“朱三太子”案,却诧异于这样的段落:

 

喜欢读历史的人,对于王国后妃、末路王孙的悲惨故事,知道得很多,但我以为其事之可哀,莫如朱慈炤(即朱三太子)的生平。他以六十五年的长时间,追求一个微小的愿望,做一名默默无闻、平凡无事的老百姓而不可得,世间境遇之厄之窘,宁有逾于此者?他的一生,可以说无时不在屈辱忧虑之中!一个人活在世上,第一个追求的是自由;倘若失去自由,则须有希望,仁人志士,慷慨就义,或身在缧绁而甘之如饴,就因为存着希望,我死则国生,继起有人,志愿可达。而朱慈炤既无自由,亦无希望,我真不明白,是什么因素在支持着他的生命?

朱慈炤的不自由,就是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不虞匮乏的自由”,他虽须谋生,却不能治产,因为他的来历不明,务须隐秘,随时要弃家而遁,根本缺乏治产所必须的环境和心理上的安定。而其谋生之道又甚狭,靠人周济为活:除了挈子就食以外,赡家则常为力所不逮,其中苦况,可以想象得之……

 

“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活脱是二十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宗师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口吻。伯林的《自由四论》,早于八十年代中期,便由陈晓林先生译入台湾,比大陆超前了十多年。其时乃是高阳写作的黄金时期,博览如斯人,读到此书,或许正在考证“朱三太子”案的真相,便活学活用,有感而发,写下这一段即便揆诸他全部作品,都嫌突兀的文字。而我做此补遗的意图,却非鸡蛋里面挑骨头(引文所论并不差,固然立意过高),只是想呈现高阳的另一面:一个在传统的史料堆里摸爬滚打的“旧式文人”,依然保持对西学之新潮的关注,他没有被所考证、书写的对象限定住思维,只是有些旧事物或旧价值,他必须坚守,因为它们关系这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伤哉高阳旧酒徒

 

谈高阳,从谈掌故开始,至谈掌故结束。而谈高阳,却必须介绍两点,一是他号称“屠纸”,有诗云:

 

广雅屠钱事不诬,岑三恃宠把官屠。

高阳兴发能屠纸,百叶移时尽墨猪。

 

“广雅”即张之洞,善于花钱;“岑三”即岑春煊,善于参劾官员。这两人都是晚清名臣,一个外号“屠钱”,一个外号“屠官”,其后还有袁世凯,因为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东杀人过多,被称作“屠人”。三屠风流之后,高阳又得了个“屠纸”。他一生著书百部,成字二千五百万左右,不论什么纸张,亦当得起这一“屠”。

二是他的笔名之由来。我原以为出自“高阳酒徒”,此乃汉人郦食其的自称。郦生是陈留高阳人,好读书,嗜酒。这一点与高阳相似。而郦食其拜见刘邦,因后者不喜儒生,遣人送客,《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郦生嗔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估计这一点“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魄,更对高阳性情。我猜测,正因此两点,“高阳”被许晏骈选中。

后来读高阳未完成的遗作《酒徒》,方知我的诠释是何其“想当然尔”:“我用‘高阳’为笔名,是因其为本姓的郡望,谁知道一下子叫开了,我想改亦不行,编辑先生不答应。是我的稿子写得好吗?不是,是字音响亮。笔名亦如艺名,平剧艺人起名时,末字必为平声,三字最好用一仄声,如杨小楼、马连良,三字平声亦不妨,如梅兰芳、程砚秋……我绝非因为有‘高阳酒徒’的典故,特意取‘高阳’为笔名。我早年的笔名很多,自以为有意思的一是‘龙大野’,二是‘游勇’……显然这是我退出军职的自况。”——姑录此节作为自我之警示:治史切忌凭空论证。

林青先生写高阳的传记,名字就是《纸屠酒仙》。据他道,高阳好酒如命,每餐必饮,台北的好几家餐馆都有他存放的好酒。他不大喝啤酒,以及加糖精的果味甜饮料——我上大学的时候曾有断言:啤酒不算酒,相信能得到诸多酒人的首肯。他刻过一枚八字闲章:“酒子书妻车奴肴妾”——“酒子”排第一。某一次他去日本神田淘书,随身带了三瓶酒,被人戏称为“携子访妻”。他年轻之时经常喝醉,晚年则老而弥坚,酒量愈来愈豪。

录一则高阳的酒事:

 

有人曾对高阳说,古龙海量,一大杯酒可以直接从口中倒进肚子,速度之快,好像省略了喉管之旅。不愧为著名武侠小说家。

而高阳摇摇头:“他哪里懂喝酒?是糟蹋酒!”

 

高阳为酒生,亦为酒死。姚宜瑛女士有纪念文章,其中写到:“高阳嗜酒,许多关心他的朋友劝他戒酒或少喝,我和唐(鲁孙)先生也常劝他。他几次进医院出生入死,出院后又悠游酒海了。酒国英雄是永远不老的,不肯服老。我幼时见过沉醉酒乡的亲长,一杯在手如神仙,可是酒杯虽长满,生命却苦短。岁月不饶人,到头来总是悲凉地离去。”

姚女士还提到高阳除夕夜无家可归,住到凯悦酒店一事,龚鹏程先生亦有记录。高阳晚景凄凉,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除夕之夜,本是家人团聚的盛会,高阳却孑然一人,投宿在外:“下俯红尘,自悼孤影,其寂寞凄清之状,着实未可为怀。先生负如橼之笔,著书千万言,晚境竟至于此,文人之厄,亦一时代之悲剧也。”

那一夜,高阳“独饮至无鼓,思有所语,作此律,为壬申元日试笔”:

 

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

不死酒仍日暮醉,余生笔兆岁朝春。

客中坐客真无奈,钱上滚钱别有人。

饮半寻思谁可语,神荼郁垒两门神。

 

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是我读过的高阳所作诗歌之最好的一首。“亡羊”更兼“歧路”,再对应沐猴而冠的大环境,给人的感触已不是凄凉,而是绝灭。

酒不死,人却无。

其后不久,高阳病逝于台湾。时为1992年6月6日。

严复有诗,正可为祭:

 

嵚奇历落不称意,高阳酒徒兀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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